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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难以定义的情感

来源于作者个人公众号

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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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这是《劝学篇》中的一段文字,1898年6月,保守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将此上呈皇帝,7月25日,正处于维新变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有着强烈想象的光绪皇帝颁下上谕,下令将此书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政。

此时的中日两国正开启一段亲密而复杂的情感经历。在给中国人带来深刻耻辱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其后几十年的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曾在中国艰难而执着的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持久的、积极地、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年—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甚至被美国历史学家任达命名为 “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的概念在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某种怀疑主义也是正常的。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对疲弱的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惨烈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被强行褫夺了尊严的的清帝国与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怎么可能有亲密的关系。这一概念与现存的逻辑背道而驰,在中国,它触发起对于日本侵华的不堪的回忆,以及与现行龃龉不断的中日的关系的冲突感;而在日本,它则会引发日本急欲逃避的犯罪感。这一逻辑早已深深植根于中日民众心中,直至今日,我们仍未能从这一观念的沼泽中摆脱出来。

中日的“黄金十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耗尽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而取胜的日本并没有获得想要的安全感,而是意想不到的失落和巨大的耻辱。“三国干涉还辽”和紧随战争之后俄、德、法在中国势力的迅速扩张,都使得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种族冲突”言论甚嚣尘上。为了阻止俄国等西方国家可怕的推进,日本急欲与中国结成紧密的关系。正如日本近卫笃麿公爵在1898年1月1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中所撰写的那样:“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从这出发,近卫坚持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而在其后,日本农商务大臣的大石正已也在《太阳》中评论道:“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

于此同时,有感于1895年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中国也掀起了自强运动,并在青年学者梁启超和前驻日参赞黄遵宪的影响下,鲜明地提出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日本欢欣鼓舞。两国对于西方的戒备,使得这两个前不久还兵戎相见的仇敌不仅克服了深深的敌意,甚至投入到一场近乎于浪漫的想象之中。以至于当1898年9月11日,曾经三次担任日本首相,依靠在明治维新中的功勋在中国赢得传奇性色彩的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之后,正处于百日维新进程之中亢奋的中国竟然有热心人士奏请光绪皇帝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充满激情和天真的维新变化遭遇了慈禧等人的顽强反击。但这并不代表改革的全面撤退或是完全废止,只是按照中国的逻辑,在激进改革的结束之后,重拾和缓改革的精神。而在此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向日本。初略估计,在此期间(至1911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浮海来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

在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看来,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

1939年,日本史学家安藤惠秀写道“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安藤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绝不夸张,那是事实。日中的全面亲密引起了西方的妒忌、焦虑,甚至忧心忡忡。针对日本人在华所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等国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了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1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从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传教士明恩傅的建议,参与了这场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房,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制定作为教育专款。由此,清华大学成立,并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之内由中国的外交部,而不是教育部管辖。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也激发起了隐含在中国人内中深处的情感,中日的“黄金十年”由此戛然而止。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接下来所讲的那样“……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形。事倍功半,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这一思维不仅存在于张之洞的头脑之中,更存在于今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对于日本一直有着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中国人愿意学习日本,到日本留学,并非因为日本有什么比欧美更好或是有什么值得我们作为最终目标的内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能够更为便捷地走向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日本是快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促进中国富强的捷径,对于其使用之后的价值我们并不曾深思。我们从来未曾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一种独立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兴趣或试图给予认真的评价,由于传统的惯性遗留的诡异的天朝上国傲慢姿态与潜意识更是加重了这一倾向。它漠视日本对于中国无论在器物还是思想精神上的巨大价值,而将中日关系视作随时可以被置换的一般工具。这种态度长期潜流在中日关系的大潮之下,并对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中国崛起之后,每当中日关系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更会急剧地喷发出来,并为今后的中日关系蒙上更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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