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修磊 > 从李经纬到一个女房地产商——中国式企业家的宿命

从李经纬到一个女房地产商——中国式企业家的宿命

来源于作者个人公众号

修磊

(点击跳转原文)

微信公众号号:baixiaoshengguilai

从前一阵刷遍朋友圈的蒋锡培大声疾呼的减税建议,到俞敏洪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慷慨陈词,再到这几日的刘强东性侵风波,以及燃烧正炽的马云2019年将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于企业家这一群体及其命运的关注又达到了沸点。拉长历史的视角,从较为纵深的角度来观察这一群体,我想,这个问题也许会得到更加澄澈的了解。

回顾这一群体,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那就是李经纬。上世纪80年代,他曾通过洛杉矶奥运会上的“东方魔水”使得初出茅庐不到4个月的健力宝一炮打响,树立了中国产品营销史上的神话;90年代,中国第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健力宝赫然在列,它的产品销售总额持续多年名列中国饮料酿酒行业的首位,为了进军美国市场,李经纬曾巨资购进纽约帝国大厦其中的整整一层,健力宝还被媒体评选为“90年代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十大知名品牌”之一。而李经纬本人也在1998年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而最后,由李经纬一手养大的广东健力宝有限公司却被三水县政府作价卖给一个江湖“法师”,之后被折腾得奄奄一息、面目全非;而其创始人李经纬却被褫夺了所有的职务和荣誉,并被以“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立案。2013年4月22日13点56分,大起大落的李经纬在三水病故,享年74岁。

李经纬波澜壮阔的创业和失败历程堪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创业者的典型标本。它不是个案,从更广阔的中国历史背景来看,李经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宿命,十足地映射了中国社会商人的尴尬境遇。

1839年3月,负责销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与贩卖鸦片的英商之间的对峙到了最紧张的时刻。3月18日,林责令他们在三天之内呈缴所有的鸦片,但洋人似乎并不理会他设置的最后期限,林则徐便威胁要处死两名公行的保商。洋商们于是象征性地交出了1036箱鸦片,而这自然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随后,两名公行总商伍浩官和年迈的卢茂官被套上枷锁,伍浩官的儿子和卢茂官的兄弟则作为人质被投入大牢。

在清朝与外商做生意的十三行时代,为了监督和管理外商,这些介于官方和外商之间的中国行商充当起了“保人”的角色,“保证”外商和商船上的各色人等遵守大清法规,外商违规滋事,行商就要承担责罚,随时面临为此耗尽资财甚至搭上身家性命的横祸。而作为官方指定的外贸代理人,他们却不能轻易放弃经商。

在西方人的眼中,他们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他们的名声遍及当时的美国和英伦,甚至19世纪中叶美国一艘新下水的商船就起名“浩官”。2001年,伍浩官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为了获得某种政治上的地位和认同感,这些因进出口贸易暴富起来的行商通过向朝廷捐献大笔银两获得了空头的官衔,这也是他们刻意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官”字的缘故。而在事实上,行商们虽顶着二品、三品的顶戴,其职责却如同最底层的衔役,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缺乏制衡的专制权力和颟顸的司法时刻提醒着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是多么脆弱。

就在世界级富豪伍浩官被戴上枷锁的162年之后,决定健力宝和李经纬命运的转制工作联席会议在2001年7月召开。市委、市政府领导悉数到齐,每个与会的政府官员都被要求依次当场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但是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健力宝和李经纬的命运在这一刻被粗暴地决定了下来。

2002年1月15日,在一场仓促的签约仪式上,三水市政府向“法师”张海所谓的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人民币。在仪式上,承诺出价更高却无人理会的李经纬被丢在了会场一角。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史中最令人难忘唏嘘的一幕。

这也是李经纬的最后一次亮相。9天之后,他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虽然在鬼门关捡回一命,但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房。

李经纬的厄运还没有到头。2002年10月中旬,病榻上的李经纬收到一纸通知,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涉嫌贪污犯罪为罪名罢免了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检察院的立案案由是:“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然而,让人难解的是,一直到5年后的2007年初,检察院都一直未对李经纬正式提起诉讼。

从表面上看,健力宝的和李经纬个人的悲剧都来源于企业产权不明晰这一基因性的病因:随着企业的发展,产权问题变得越来越敏感,也在本质上也越来越难以解决,企业领导者和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双方撕破情面导致企业和个人的悲剧。这是很多“中国式失败”的通病:华晨汽车的仰融、科龙集团的顾雏军,以及天发集团的龚家龙皆步入这一覆辙。但我们往往忽视一点的是,在这些企业的起步发展阶段,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在企业用地、融资等方面往往给予了这些企业相当大的帮助,但他们往往不知道,或是无奈,或是心存侥幸的是,政府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例如前一阵媒体对于“邹平模式”的深度揭露。

而就在我的身边,这种“助力”正在以令人咋舌的方式演绎。

近期在北方一个靓丽的海滨城市出差,发生在这座城市中的种种轶事便成了我们与合作方闲暇时的主要话题。

作为一个女人,这位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惊人的。仅仅四十几岁,她开创的房地产公司便已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她也顺势谋得了闪耀着光环的政治头衔。但谈到她起家的历史,却又让这一切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

作为一个进城的姑娘,在经历过一次痛苦而又屈辱的感情玩弄之后,声名尽毁。退无可退的她只能来到当地的一个风月场所工作。没想到,她在一次服务过程中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一位政府高官XXX,并被这位高官一眼相中。从此,她的事业也拉开了大幕。

随着这位高官的步步高升,随着用年轻的身体打通各个关节换来一张张政府批文,曾经不被人正眼看待的风月场所工作人员摇身一变成为地产大亨。

“据说这个女人把和每一个官员发生关系的过程都偷录了下来,存了一个硬盘……所以这些官员誓死都得护着她!尤其是XXX,已经升到这个高度了,能不罩着她嘛!”合作方绘声绘影地说。

坐在一旁的朋友显然看出我的震惊,用手砍椅子扶手的一角向我示意这只是这个行业的冰山一角。

中外社会逻辑的对比可能会给我们更清晰深刻的解释。实际上,与欧洲相比,我们从未产生独立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企业家们更没有获得过相应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早在16、17世纪的威尼斯、尼德兰时代,欧洲的商人们就形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独立的群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了现代的行政体系。而从伍浩官的“十三行”时代到李经纬、女房地产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社会一直被强大的权力意识所占据,而应该与此对应、对此产生制衡的独立司法和法制精神却迟迟没有产生,于是,欧美教科书上那种纯商业思维在中国全无用武之地,中国的企业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商业之外的种种挑战和种种风险,于是,一方面富有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却极度缺乏安全性的中国企业家就不得不寻求来自官方权力的荫蔽,甚至希望直接获取某种官方的身份来保护发展自身。在此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家可能在一时之间发展的极为迅速,甚至产生像伍浩官、这位女企业家式的顶级富豪。但是,就在他们寻求托庇,并以此为助力扶摇直上的时候,中国的这些商人们却丧失了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独立性,在他们身上滋生了可悲又可怜的依赖性,成为了权力的依附品。这一社会结构性的困境导致进而导致了中国商人群体性的脆弱,身处这一环境中的中国商人一但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政府发生纠纷,或者所依仗的权力基础产生动摇,自身的弱势与尴尬境况便一览无余。

实际上,不要与欧美相比,即便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发育状况都是落后的。虽然印度的发展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印度茁壮成长的私有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亮点。与中国私有制企业的相对孱弱相比,信实、印孚瑟斯、塔塔……印度享有一系列世界级的私有制企业,在南丹·尼勒卡尼的《与世界同步》一书中,这位被福布斯评为“亚洲年度企业家”的印孚瑟斯CEO夸夸其谈对于印度的看法:民主制度、市场统一、教育与环境挑战,以及能源危机的解决不一而足。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家依然保持着可怕、可悲的噤声。

也许刘强东性侵事件的真相,以及马云辞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背后的真正原因还需要时间加以澄清和验证,但是,从事发之后网上绘声绘影的各种泛政治性的臆测以及令人浮想联翩的漫画,可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企业家这一群体风险性的高度认知,以及每个商业人士内心巨大的不安全感。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基因以及背后制度体制这一真正的肇因。

尽管如此,我依然要对李经纬、刘强东、马云这些企业家致以最高的敬意,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家拥有多大的魄力和潜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关注、去致力于改变那些在中国社会中长久以来竟然熟视无睹的沉疴!虽然在今后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和政商博弈以及其背后的制度建设依然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挑战之一。但正有赖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不断壮大和发育,中国的商业环境甚至精神气质才会不断开辟新边疆,从李经纬到女房地产商,这一系列中国式企业家宿命才会被彻底改变。

推荐 26